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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：論文衡史（lunwenhengshi）
編者按
胡適與魯迅是中國現(xiàn)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兩座高峰，學(xué)界對兩人進行比較的論述并不鮮見。陳平原教授從“鸚鵡救火”和“鑄劍復(fù)仇”這兩個極具概括力和象征性的意象入手，從目標(biāo)選擇、政治立場、思想資源及文體形式等諸方面，深入分析現(xiàn)代中國以胡適和魯迅為代表的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現(xiàn)實的模式。論文既進入對象的思想邏輯內(nèi)部，又充分體察具體的社會歷史情境，既為平情之論，復(fù)多真知灼見，讀后當(dāng)能對新文化傳統(tǒng)的內(nèi)在張力和豐富性有更深切的理解與認識。
鸚鵡救火與鑄劍復(fù)仇
——胡適與魯迅的濟世情懷
陳平原
摘要：胡適和魯迅以其鮮明的特點分別代表了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的兩翼。他們所傳述和改寫的鸚鵡救火和鑄劍復(fù)仇這兩個古老的故事，形象地傳達出了建設(shè)者和革命者兩種情懷的不同。這里既有反抗目標(biāo)以及斗爭策略的不同，更有審美意識和氣質(zhì)性情以及學(xué)識修養(yǎng)的迥異。同是理想主義者，都在反抗壓迫，但基于各自的精神氣質(zhì)與哲學(xué)淵源，一則苦口婆心、理性冷靜，一則痛快淋漓、深刻而偏激，這也內(nèi)在于其所選擇的文體——“論文”抑或“雜感”之中，而形成現(xiàn)代思想史、文學(xué)文化史的雙峰。
讀過魯迅作品的，大都對《摩羅詩力說》之強調(diào)“立意在反抗，指歸在動作”印象極為深刻[1]，且認定此乃魯迅的夫子自道。至于胡適，《嘗試集》中有一首說理詩，講“威權(quán)”如何“坐在山頂上”俯瞰人間，后被反抗壓迫的掘墓人打倒——“奴隸們同心合力，/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。/山腳底挖空了，/威權(quán)倒撞下來，活活的跌死！”[2]問題在于，當(dāng)初反對威權(quán)的，日后可能成為新的威權(quán)，是否換湯不換藥？還有，挖空山腳底的“鋤頭”到底來自何方，是否真的那么有？大家都在追求翻身得解放，需叩問的是誰在反抗、如何反抗、反抗的過程及果，還有，舊的“威權(quán)”倒塌后，建立起來的是否就是理想的新世界。
好在新文化人雖立場基本一致，但都強調(diào)獨立判斷與自由表達：“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，但對于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”[3]；“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，只期望各人都根據(jù)自己的知識，用公平的態(tài)度，來研究中國當(dāng)前的問題”[4]。這里的差異，既有先天的氣質(zhì)與性情，也有后天的教養(yǎng)及環(huán)境。就以魯迅（1881—1936）與胡適（1891—1962）這兩位深刻影響現(xiàn)代中國思想文化進程的偉人來說，其差異性幾乎一目了然，可你很難非此即彼。具體的應(yīng)對措施，確有對錯與高低；但基本立場沒有太大的差異，裂縫主要緣于理想與現(xiàn)實、激進與保守、言論與行動、自我與社群，乃至陰陽柔剛的性情等。多年前，面對如何“在五四時代的人物中擇一而交”的提問時，我的答復(fù)是：“作為研究者，我多次談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——這個魅力來自思想、學(xué)問，也來自人格力量。不愿意‘擇一而交’，但私底下，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：讀魯迅的書，走胡適的路。”[5]理解這兩種不同的人生道路與理論模型，但不將其化、理想化、本質(zhì)化，而是承認二者常處于流轉(zhuǎn)變動中，各自都在根據(jù)時代潮流與自身志趣不斷地調(diào)整方向，以達成佳的精神及工作狀態(tài)。
具體到本文的標(biāo)題，為何年幼的胡適在前，那是因為話題往往由他引起。此外，別無深意。
一、鸚鵡救火與鑄劍復(fù)仇
都是飽讀詩書之士，撰文時喜歡借古論今，有兩個典故或意象——胡適的“鸚鵡救火”與魯迅的“鑄劍復(fù)仇”——很能傳達各自的精神氣質(zhì)與政治智慧。
胡適1929年12月為新月書店版《人權(quán)論集》撰寫序言，其中有這么一段：
周櫟園《書影》里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：
昔有鸚鵡飛集陀山。山中大火，鸚鵡遙見，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。
天神言，“爾雖有志意，何足云也？”對曰，“嘗僑居是山，不忍見耳?！?/p>
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，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，實在不忍袖手旁觀。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，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，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(zé)而已。[6]
來源于佛經(jīng)故事的“鸚鵡救火”，胡適是從明末清初周亮工（1612—1672）的見聞札記《書影》中讀到的；魯迅則不一樣，1909年秋至1911年底輯《古小說鉤沉》，收周《青史子》至隋侯白《旌異記》等散佚小說36種，其中就有《藝文類聚》卷九一引劉義慶《宣驗記》的這則故事：
有鸚鵡飛集他山，山中禽獸輒相愛重。鸚鵡自念，雖樂，不可久也；便去。后數(shù)月，山中大火。鸚鵡遙見，便入水沾羽，飛而灑之。天神言：“汝雖有志意，何足云也！”對曰：“雖知不能救，然嘗僑居是山，禽獸行善，皆為兄弟，不忍見耳?！碧焐窦胃校礊闇缁?。”[7]
《古小說鉤沉》雖然早就完成，但1938年6月方才印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《魯迅全集》第八卷；因此，胡適撰文時沒有見到，只能從周亮工那里轉(zhuǎn)述。
胡適為《人權(quán)論集》撰序，以“鸚鵡救火”表達自家的心境與情懷。可惜的是，不僅未見“天神嘉感，即為滅火”，還險些被當(dāng)局“肉體解決”。但在胡適本人，基于知識分子的良知，在黨國體制建立的關(guān)鍵時刻，質(zhì)疑當(dāng)局的專制暴力，雖無果，卻是盡到了讀書人應(yīng)有的責(zé)任，“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(zé)”。如此不時犯顏直諫，但又不忍離去，貫穿胡適整個一生。
胡適《人權(quán)論集》，新月書店1930年版，上有胡適1943年題簽
救火的前提是認定這屋子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值得愛惜，這才需要竭盡全力搶救。若此屋本就沒什么存在價值，大火說不定還可燒出一個新世界。左翼作家并不認可胡適的救火情結(jié)，關(guān)鍵就在這里。1933年瞿秋白和魯迅合撰《王道詩話》[8]，如此回應(yīng)胡適的心情與努力：“鸚鵡會救火，人權(quán)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(tǒng)治?！备潭镜氖悄鞘状蛴驮姟澳苎喳W鵡毒于蛇，滴水微功漫自夸。好向侯門賣廉恥，五千一擲未為奢?！盵9]只因傳聞“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，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”，于是魯迅等認定胡適之所以表白救火情結(jié)，乃“好向侯門賣廉恥”。傳說歸傳說，胡適1932年12月應(yīng)老朋友朱經(jīng)農(nóng)（時任湖南省教育廳長）的邀請到長沙演講，日記里有詳細記載，包括12月6日離開長沙，省長何鍵來送行并贈送禮品和旅費四百元。那天的日記還提及這四百元旅費的推卻與接納，扣除買車票的錢，“總計還可余兩百多元”[10]。
其實，關(guān)鍵不在演講費到底是五千還是四百，而在此時魯迅與胡適因牛蘭事件而徹底翻臉。牛蘭本名雅各布·馬特耶維奇·魯?shù)履峥耍瑸楣伯a(chǎn)國際聯(lián)絡(luò)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負責(zé)人，因當(dāng)局在其住處查抄出不少共產(chǎn)國際文件，足證其間諜身份，故以“危害民國”罪審判。依照共產(chǎn)國際的指示，中國民權(quán)保障同盟開展了積極的營救活動。胡適不了解背后的力量角逐，純以書生之見，撰寫《民權(quán)的保障》，批評“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(quán)的保障”：
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“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”的話，這正是一個好例子。這不是保障民權(quán)，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(quán)。一個政府要存在，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。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(quán)，豈不是與虎謀皮？謀虎皮的人，應(yīng)該準(zhǔn)備被虎咬，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(yīng)該的責(zé)任。[11]
在正常社會以及一般人眼中，胡適的論述很有道理；可對于志在奪取政權(quán)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來說，此等論述確實是“能言鸚鵡毒于蛇”，因此，將其開除出與中共反蔣抗日立場相一致的中國民權(quán)保障同盟，就是理所當(dāng)然的了[12]。
約略在此期間，魯迅還有一篇文章，不指名，但很容易對號入座。1932年11月22日，魯迅應(yīng)邀在北京大學(xué)第二院演講，題為《幫忙文學(xué)與幫閑文學(xué)》，此文初刊 1932年12月17日天津《電影與文藝》創(chuàng)刊號，經(jīng)作者修改后入《集外集拾遺》。前面是泛論，很深刻：“中國文學(xué)從我看起來，可以分為兩大類：（一）廊廟文學(xué)，這就是已經(jīng)走進主人家中，非幫主人的忙，就得幫主人的閑；與這相對的是（二）山林文學(xué)。唐詩即有此二種。如果用現(xiàn)代話講起來，是‘在朝’和‘下野’。后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，無閑可幫，但身在山林，而‘心存魏闕’。如果既不能幫忙，又不能幫閑，那么，心里就甚是悲哀了?！焙蟀肫腥氘?dāng)下，有明確的批判對象：“為藝術(shù)而藝術(shù)派對俗事是不問的，但對于俗事如主張為人生而藝術(shù)的人是反對的，則如現(xiàn)代評論派，他們反對罵人，但有人罵他們，他們也是要罵的。他們罵罵人的人，正如殺殺人的一樣——他們是劊子手?！盵13]王世杰主持的綜合周刊《現(xiàn)代評論》（1924—1928），以其“不主附和”的獨立精神和“不尚攻訐”的研究態(tài)度著稱，團結(jié)了一批很有學(xué)養(yǎng)和才華的歐美派知識分子。胡適雖未直接參與編輯工作，但在上面發(fā)表多篇文章，稱其為“現(xiàn)代評論派”的精神，一點都不過分。時隔多年，與陳西瀅圍繞女師大的論爭早已過去，魯迅這個時候重提現(xiàn)代評論派，針對的是風(fēng)頭依舊很健的胡博士。
魯迅為何那么討厭早年的同道胡適，有政治立場的分歧，有人事的糾葛，但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精神氣質(zhì)與思維方式。魯迅不喜歡溫文爾雅、苦口婆心的“鸚鵡救火”，更愿意采取痛快淋漓的“鑄劍復(fù)仇”。這就說到魯迅的“故事新編”之一《鑄劍》。此短篇小說初發(fā)表于1927年4月25日、5月10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八、九期，原題《眉間尺》，1932年編進《自選集》時改為現(xiàn)名，后入《故事新編》。
眉間尺復(fù)仇的傳說，托名魏曹丕所著的《列異傳》中有記載（魯迅輯《古小說鉤沉》時曾收錄），晉代干寶《搜神記》的內(nèi)容與之基本相同，只是敘述更為細致。我關(guān)心的是，本就一句“王往觀之，客以雄劍倚擬王，王頭墮鑊中；客又自刎”，魯迅居然馳想天外，發(fā)展出以下好幾段精彩的描述：
黑色人也仿佛有些驚慌，但是面不改色。他從從容容地伸開那捏著看不見的青劍的臂膊，如一段枯枝；伸長頸子，如在細看鼎底。臂膊忽然一彎，青劍便驀地從他后面劈下，劍到頭落，墜入鼎中，淜的一聲，雪白的水花向著空中同時四射。
他的頭一入水，直奔王頭，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，幾乎要咬下來。王忍不住叫一聲“阿唷”，將嘴一張，眉間尺的頭就乘機掙脫了，一轉(zhuǎn)臉倒將王的下巴下死勁咬住。他們不但都不放，還用全力上下一撕，撕得王頭再也合不上嘴。于是他們就如餓雞啄米一般，一頓亂咬，咬得王頭眼歪鼻塌，滿臉鱗傷。先前還會在鼎里面四處亂滾，后來只能躺著呻吟，到底是一聲不響，只有出氣，沒有進氣了。
黑色人和眉間尺的頭也慢慢地住了嘴，離開王頭，沿鼎壁游了一匝，看他可是裝死還是真死。待到知道了王頭確已斷氣，便四目相視，微微一笑，隨即合上眼睛，仰面向天，沉到水底里去了。[14]
如此極盡鋪張揚厲之能事，就為了痛快淋漓的復(fù)仇，這真應(yīng)了《尚書·湯誓》那句“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”。相比起“救火”的盡力而為，但不一定葬身火海；以命相搏，有去無回的“復(fù)仇”，無疑更為決絕，更為果敢，也更具悲劇意識。至于是否更有利于創(chuàng)建新中國，則言人人殊。
二、革命與建設(shè)
這就說到反抗目標(biāo)以及斗爭策略的不同，如何制約著文人與學(xué)者的論述立場。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大都是有良知的，反抗壓迫，追求解放，問題在于路徑與方式——除了國共兩黨（本是同根生，組織形式及紀律等都學(xué)蘇聯(lián)）的截然對立，大不同在于怎么看待革命與建設(shè)。很長時間里，大陸學(xué)者多認為胡適很膚淺，遠遠比不上魯迅深刻。如李澤厚在《胡適·陳獨秀·魯迅》一文中稱：“胡適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無可言。他的政治見解、主張和觀念都極其淺?。ㄈ缢^‘五鬼——貧窮、疾病、愚昧、貪污、擾亂鬧中華’之類），無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會?！盵15]其實，主張建設(shè)的，必定比提倡革命的“膚淺”——因為你得考慮現(xiàn)實條件以及可行性。
晚清以降，“革命”一詞風(fēng)行，甚至可能演變成讓人討厭的文字游戲，也就是魯迅所嘲笑的“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”[16]。作為推翻舊政權(quán)、舊制度、舊文化的一種暴力行為，革命是血與火的洗禮，而不是風(fēng)花雪月，不能只抱著浪漫的想象。魯迅和左聯(lián)作家談話，提醒“革命是痛苦，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”，別以為“現(xiàn)在為勞動大眾革命，將來革命成功，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，特別優(yōu)待，請他坐特等車，吃特等飯”，說不定比現(xiàn)在更艱苦，更殘酷[17]?？赡悴皇翘柗Q為勞苦大眾得解放而奮斗嗎，那就沒什么好抱怨的了。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，之所以能迅速推行，其內(nèi)在原因包含了讀書人的贖罪感，以及“革命”的道德優(yōu)勢。魯迅說過，“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”[18]，可實際情況呢？有些提倡革命者，以“革命工頭”、“奴隸總管”自居，拿著鞭子或刺刀，躲在的地方督戰(zhàn)，這是魯迅所極為鄙視的。至于革命的后果（包括共產(chǎn)黨掌權(quán)后自己的命運），魯迅不是沒有警覺，但仍提倡與向往，且全力以赴地支持。那是因為，他對當(dāng)下的中國極端失望，期望來一場摧枯拉朽蕩滌污濁的暴風(fēng)雨，迅速改變現(xiàn)狀。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信中，魯迅談?wù)摗翱傄母锊藕谩保骸暗倪M快的還是火與劍，孫中山奔波一世，而中國還是如此者，大的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，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。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，開起軍官學(xué)校來，惜已太晚。”[19]基于這一改革現(xiàn)狀的信念，魯迅晚年越來越傾向于暴力革命——包括將希望寄托在共產(chǎn)黨及紅軍那邊。
魯迅之召喚改革的狂風(fēng)暴雨，除了政治立場，其中還包含審美意識。我曾專門談?wù)撏砬逯臼康挠蝹b心態(tài)：“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（歌頌）暗殺，固然使得革命黨人慷慨赴難殺身成仁的光輝形象廣泛傳播，但也使得這種為血腥慘烈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文學(xué)化了。”[20]這回不是農(nóng)民起義，而是秀才造反，對于讀書人來說，“風(fēng)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(fù)還”，那是一種很美的意境。政治立場之外，兼及審美趣味，請記得魯迅《華蓋集·題記》中這段話：“我以為如果藝術(shù)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，倒不如不進去；還是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飛沙走石，樂則大笑，悲則大叫，憤則大罵，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，頭破血流，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，覺得若有花紋，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?nèi)ヅ闵勘葋喅渣S油面包之有趣?！盵21]雖然自幼生長江南，但魯迅從不迷戀小橋流水，更愿意在大漠上觀看飛沙走石，這一意象，很能代表“戰(zhàn)士魯迅”的人生趣味。若如是，則對于魯迅來說，“革命”確實遠比“建設(shè)”更有吸引力。
胡適不一樣，一輩子信仰自由主義、個人主義、實驗主義、改良主義，因而始終保持“建設(shè)者”的姿態(tài)。多年前，我曾談及：“與充滿激情的‘革命’相比，強調(diào)‘建設(shè)’，自是顯得‘黯然失色’。適之先生利弊參半的‘平實’，既受制于性格、學(xué)識、才情，但也與這一‘建設(shè)者’的自我定位不無關(guān)系?？山ㄔO(shè)者的力求‘平實’，不等于墨守陳規(guī)、維持現(xiàn)狀，更不等于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理念?！盵22]當(dāng)初舉的例子，一是主張人權(quán)、憲法、言論自由，直接批評“國民黨政府中的反動思想”以及“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”的《人權(quán)論集》；一是“不倚傍任何黨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見，用負責(zé)任的言論來發(fā)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(jié)果”的《獨立評論》[23]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胡適，既抗議政府的專制獨裁，也不滿讀書人的高調(diào)民主，堅信制度建設(shè)而非圣人救世，懷疑通過激烈手段一舉蕩平舊世界的可行性，因而力倡一種“負責(zé)任”的政論。所謂“負責(zé)任”，那就是不唱高調(diào)，不討好政府與民眾，不故作驚人語，更多地考慮可行性，目標(biāo)是補天而非拆臺——這種建設(shè)者的姿態(tài)，必定趨于平實。
一般來說，要說“鞭辟入里”，正面提倡總不及反面質(zhì)疑。同樣談?wù)摗澳壤鲎摺保瑢Ρ群m的論文《易卜生主義》與“游戲的喜劇”《終身大事》，以及魯迅的演講《娜拉走后怎樣》和小說《傷逝》[24]，前者答案清晰，簡單明快，切實可行；后者更多反省與質(zhì)疑，而不是指明道路，開出療救的藥方。當(dāng)初胡適的論述影響大，但放長視線，則魯迅的反省更為深刻。
這兩種選擇背后，與各自對于未來的想象有關(guān)。胡適乃“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”，若借用詩文，則1921年的《希望》有代表性：“我從山中來，帶得蘭花草，種在小園中，希望開花好。/一日望三回，望到花時過，急壞種花人，苞也無一個。/眼見秋天到，移花供在家，明年春風(fēng)回，祝汝滿盆花。”[25]再看看魯迅的“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；于天上看見深淵。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；于無所希望中得救”[26]，以及“我的作品，太黑暗了，因為我常覺得惟‘黑暗與虛無’乃是‘實有’，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(zhàn)，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”[27]。同是反抗，一個堅信“明年春風(fēng)回”，故“只要耕耘，必有收獲”；另一個則持徹底的懷疑主義，取絕望中抗?fàn)幍淖藨B(tài)。
三、好人政府與永遠的反對派
從歸國之初（1917）的“二十年不談?wù)巍保接H自起草《我們的政治主張》（1922），前后不過五年時間，胡適的立場發(fā)生了很大的轉(zhuǎn)變。為什么？因為政治的腐敗、政客的無能以及朋友的日益左傾：“我現(xiàn)在出來談?wù)危m是國內(nèi)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，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‘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’的‘新輿論界’把我激出來?！盵28]談?wù)我簿土T了，為何弄出個好人政府？除了好友丁文江的再三勸說，還得參看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中胡適的表現(xiàn)[29]。這里有政治立場的分歧，也有思想方法的差異?！拔覀円驗椴恍鸥靖脑斓脑挘恍拍且稽c一滴的改造，所以我們也不談主義，只談問題；不存大希望，也不至于大失望?！盵30]胡適這一漸進的、改良的立場，使其對政府自我革新抱有很大期待。
“好人政府”的設(shè)想迅速落空，但胡適的基本思路是否全盤否定，取決于：第一．普天之下，政府有沒有可能是好的？答案若是否，那就只能提倡無政府主義。第二，不是自己組的閣，別人主導(dǎo)的政府是否可以合作？答案若是否，那就只有處處添亂，隨時準(zhǔn)備推翻此政權(quán)。第三，政府決策錯誤，是認定“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”，“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”[31]，還是出手相救，防止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？答案若是否，那就是政府越爛越好，可以促成革命早日爆發(fā)。所有這些，都牽涉漸進的改革到底有沒有意義。胡適堅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，一直在“努力”——《新青年》分裂之后，胡適創(chuàng)辦或參與編輯《努力周報》（1922年5月—1923年10月）、《新月》（1928年3月—1933年6月）、《獨立評論》（1932年5月—1937年7月），在孟子所推崇的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之外，再添上一句“時髦不能動”[32]。具體說來，就是《<獨立評論>引言》所說的“只持政見，而不持黨見”，永遠作為“獨立的政治批評家發(fā)言”?？稍谡幖ち业哪甏肆鐾鶅蛇叢挥懞?，左派嫌你太右，右派罵你太左。
只說家教、性情、社會地位不同，或留日留美處境的差異，顯然還不夠；學(xué)養(yǎng)背后，還有哲學(xué)立場。胡適的漸進改良立場，背后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(xué)[33]；反過來，魯迅的徹底懷疑與堅決反叛，則有尼采哲學(xué)的深刻印記[34]。在1907年所撰《摩羅詩力說》（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飛的筆名發(fā)表于《河南》雜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，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雜文集《墳》）中，魯迅推崇拜倫、雪萊、裴多菲、普希金等惡魔詩人，稱其為“精神界之戰(zhàn)士”，這與《文化偏至論》所說的“尊個性而張精神”[35]，，是一脈相通的。文中有曰：“尼佉（Fr．Nietzsche）不惡野人，謂中有新力，言亦確鑿不可移?！盵36]在力爭“別求新聲于異邦”的魯迅看來：
上述諸人，其為品性言行思惟，雖以種族有殊，外緣多別，因現(xiàn)種種狀，而實統(tǒng)于一宗：無不剛健不撓，抱誠守真；不取媚于群，以隨順舊俗；發(fā)為雄聲，以起其國人之新生，而大其國于天下。求之華土，孰比之哉？[37]
叩問當(dāng)下中國，“為精神界之戰(zhàn)士者安在”？[38]為了更有地反抗，急迫尋求勇猛剛健的同道，這一努力，貫穿魯迅的整個一生，這也是他與瞿秋白、馮雪峰等共產(chǎn)黨人合作的基礎(chǔ)。
同為“精神界之戰(zhàn)士”，五四新文化人中，魯迅反抗的姿態(tài)為決絕，這與尼采的影響有關(guān)。在初刊《新青年》第五卷五號“通信欄”（1918年11月15日）的《渡河與引路》中，魯迅稱：“耶穌說，見車要翻了，扶他一下。Nietzsche說，見車要翻了，推他一下。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，但以為倘若不愿你扶，便不必硬扶，聽他罷了?！盵39]話說得比較委婉，所謂“不必硬扶”，其實就是“不扶”。周作人回憶東京留學(xué)時的魯迅，特別喜歡尼采：“他常稱述尼采的一句話道：‘你看見車子要倒了，不要去扶它，還是去推它一把吧?！@話不知道是否在《察拉圖斯忒拉》里，還是在別的書里，想起來確也有理，假如應(yīng)用于舊社會、舊秩序上面?！盵40]
都是理想主義者，同樣都在反抗壓迫，基于各自的精神氣質(zhì)與哲學(xué)淵源，或理性而冷靜，或熱情而偏激；落實到現(xiàn)實抉擇中，或選擇與政府有限度合作，承擔(dān)“諍友”的功能，或充當(dāng)“永遠的反對派”。魯迅與周揚等左聯(lián)領(lǐng)導(dǎo)的矛盾，不全然是誤解。更深刻的原因是，魯迅認同某一戰(zhàn)略目標(biāo)，但不愿交出獨立思考的權(quán)利，無意成為龐大政治集團或機器的“螺絲釘”。晚年魯迅若干充滿機鋒的書信與談話[41]，以及1957年關(guān)于假如魯迅活著會怎樣的答復(fù)[42]，預(yù)示魯迅屬于“永遠的反對派”。其實，這一立場，在魯迅1927年10月25日于上海勞動大學(xué)演講中，已經(jīng)基本成型。所謂“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”，除了站在底層平民一邊，還有就是“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，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，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”[43]。既然看到的永遠是缺點，那就只能永遠持批判的立場，而且一息尚存，戰(zhàn)斗不止。
四、論文與雜感
對于決心走出寧靜的書齋，彷徨在十字街頭，經(jīng)受血與火的考驗的知識者來說，如何思考，怎么表達，依舊是個難題——文學(xué)形式的選擇中，其實蘊含著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(tài)。這就說到作為文學(xué)家的魯迅與胡適不同的論政方式。極而言之，那就是在政治史與文學(xué)史上，《人權(quán)論集》與《偽自由書》、《準(zhǔn)風(fēng)月談》哪個更深刻，或更值得關(guān)注？
1928年3月10日創(chuàng)刊于上海的《新月》雜志，希望兼及文學(xué)與政治，后者首先體現(xiàn)在胡適挑頭，在第二卷二號上發(fā)表的《人權(quán)與約法》。此文寫于1929年5月6日，既批判國民黨的黨國體制，又呼吁國民黨立法以保障人權(quán)。而后梁實秋、羅隆基等緊隨其后，互相呼應(yīng)，大談法制與人權(quán)?！度藱?quán)論集》1930年1月由新月書店出版，書中大部分是胡適的文章，圍繞著三個問題展開：第一，人治還是法治；第二，在“訓(xùn)政”的招牌下是否可以胡作非為；第三，如何維護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。在序言中，胡適顯得理直氣壯：“因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。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，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？”[44]這場人權(quán)運動很快以失敗告終，但在中國憲政史上意義深遠。日后吸取教訓(xùn)，胡適與國民政府的沖撞，不再這么赤膊上陣，但胡適的論政始終以正面立論為主，很少迂回曲折、旁敲側(cè)擊、指桑罵槐。換句話說，現(xiàn)代史上蔚為奇觀的“雜感”（雜文），非胡適的長項。
在《〈熱風(fēng)〉題記》中，魯迅曾這樣描述其刊載于《新青年》上的“隨感”：
除幾條泛論之外，有的是對于扶乩，靜坐，打拳而發(fā)的；有的是對于所謂“保存國粹”而發(fā)的；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(jīng)驗自豪而發(fā)的；有的是對于上?！稌r報》的諷刺畫而發(fā)的。記得當(dāng)時的《新青年》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，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；其他大事，則本志具在，無須我多言。[45]
這段話初看十分低調(diào)，實則大有深意——所謂回避“泛論”與“大事”，而從“具體而微”的“小事”入手，用嬉笑怒罵的筆法，褒貶抑揚，縱橫天下，其實正是“隨感”的文體特征。此類體裁短小、現(xiàn)實感強、文白夾雜的“短評”，雖有“究竟爽快”的陳獨秀與“頗，而少含蓄”的錢玄同等參與創(chuàng)建[46]，日后卻是經(jīng)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經(jīng)營，發(fā)展成為各具特色的“雜感”與“小品”[47]，在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史上大放異彩。
魯迅《熱風(fēng)》，北新書局1925年版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晚清報刊中，其實早已出現(xiàn)類似的篇幅短小、語帶調(diào)侃的“時評”——比如梁啟超的“飲冰室自由書”、陳冷血的《時報》閑評，但還沒有凝集為一種相對穩(wěn)定且被廣泛接受的文體。一直到《新青年》的“隨感錄”，方才將這種兼及政治與文學(xué)、痛快淋漓、寸鐵殺人的文體，充分提升[48]。政論與隨感，一為開篇之“莊言”，一為結(jié)尾之“諧語”，二者遙相呼應(yīng)，使得《新青年》莊諧并舉。一開始只是為了調(diào)節(jié)文氣，甚至很可能是作為補白，但“隨感”短小精悍、靈活多變、特別適合于談?wù)撍蚕⑷f變的時事的特點很快凸顯；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預(yù)/喻/寓言，“三言”聯(lián)手，不難令讀者“拍案驚奇”。
“隨感錄”的橫空出世，不僅僅為作家贏得了一個自由揮灑的專欄/文體，更凸顯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貫追求——政治表述的文學(xué)化。關(guān)于魯迅如何選擇“雜感”這一文體，將其鍛造成“寸鐵殺人”的利器，并將其功用發(fā)揮到出神入化的境地，學(xué)界多有論述[49]。胡適也寫短文，但不擅長嬉笑怒罵，莊諧雜出。單就文章而言，魯迅雜文的雋永、深刻、好讀、解氣，論敵怒火三丈，但基本上抓不住把柄，這是胡適所學(xué)不來的。但胡適的談?wù)危锰谜?，開門見山，有理有據(jù)，邏輯嚴密，也自有其魅力。單就論題的重大以及視野的開闊而言，胡適很可能在魯迅之上。
除了政治立場，魯迅、胡適各自的精神氣質(zhì)與論述方式，某種意義上，也內(nèi)在于其所選擇的文體——“雜感”抑或“論文”。
2016年12月4日初稿，2017年6月25日修訂于京西圓明園花園
注釋：
[1]魯迅：《墳·摩羅詩力說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第66頁，北京：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，1981年（本文除《古小說鉤沉》收入1973年版《魯迅全集》外，其余的《魯迅全集》均指此版）。
[2]胡適：《威權(quán)》，《嘗試集》第59—60頁，上海：亞東圖書館，1922年增訂四版。
[3]周作人：《<語絲>發(fā)刊詞》，《語絲》第一期，1924年11月17日。
[4]胡適：《<獨立評論>引言》，《獨立評論》第一號，1932年5月22日；《胡適全集》第二十一卷第457頁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。。
[5]《陳平原：讀魯迅的書，走胡適的路》（侯思銘），《經(jīng)濟觀察報·書評增刊》第19期，2011年9月5日。
[6] 胡適：《<人權(quán)論集>序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四卷第652—653頁。
[7]魯迅輯：《古小說鉤沉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八卷第553頁，北京：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，1973年。
[8]此文初刊1933年3月6日《申報·自由談》，乃瞿秋白與魯迅交換意見后寫成，由魯迅請人謄抄后，以自己使用的筆名寄給《申報·自由談》刊出，日后收入各自的雜文集。
[9]魯迅：《偽自由書·王道詩話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五卷第46—47頁。
[10] 參見朱正《胡適拿了何鍵多少車馬費？》，2016年7月28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[11]胡適：《民權(quán)的保障》，《獨立評論》第38號，1933年2月19日；《胡適全集》第二十一卷第580頁。
[12] 參見朱正《魯迅與胡適——兼析周作人與胡適的交往》第八節(jié)，《魯迅的人際關(guān)系》第61-69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。
[13]魯迅：《集外集拾遺·幫忙文學(xué)與幫閑文學(xué)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七卷第383頁。
[14]魯迅：《故事新編·鑄劍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二卷第432—433頁。
[15] 李澤厚：《胡適·陳獨秀·魯迅》，《中國現(xiàn)代思想史論》第98—99頁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87年。
[16]魯迅：《而已集·小雜感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三卷第532頁。
[17]魯迅：《二心集·對于左翼作家聯(lián)盟的意見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第233—234頁。
[18]魯迅：《二心集·上海文藝之一瞥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第297頁。
[19]《兩地書·十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十一卷第39—40頁。
[20]參見陳平原《中國現(xiàn)代學(xué)術(shù)之建立》第251頁，北京：北京大學(xué)出版社，2010年第二版。
[21] 魯迅：《華蓋集·題記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三卷第4頁。
[22]參見陳平原《建設(shè)者的姿態(tài)——讀北大版<胡適文集>有感》，1999年2月10日《中華讀書報》。
[23] 胡適：《〈獨立評論〉引言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二十一卷第457頁。
[24]胡適：《易卜生主義》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六號，1918年6月15日；《終身大事》，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三號，1919年3月15日；魯迅：《娜拉走后怎樣》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(xué)校《文藝會刊》第六期，1924年；《傷逝》，《彷徨》，北京：北新書局，1926年。
[25]胡適：《希望》，《嘗試集》第118—119頁。
[26]魯迅：《野草·墓碣文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二卷第202頁。
[27]《兩地書·四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十一卷第20—21頁。
[28]參見胡適《我的歧路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二卷第467頁、469頁。
[29]參見胡適《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“主義”》，《每周評論》第31號，1919年7月20日；《三論問題與主義》，《每周評論》第36號，1919年8月24日；《四論問題與主義》，《每周評論》第37號，1919年8月31日。
[30]胡適：《這一周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二卷第515頁。
[31] 聞一多：《死水》，《聞一多選集》第60—61頁，北京：開明書店，1952年。
[32]參見胡適《<王小航先生文存>序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四卷第486—489頁。
[33] 參見胡適《實驗主義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一卷第277—323頁。
[34] 參見張釗貽《魯迅：中國“溫和”的尼采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(xué)出版社，2011年。
[35]魯迅：《墳·文化偏至論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第57頁。
[36]魯迅：《墳·摩羅詩力說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第64頁。
[37]魯迅：《墳·摩羅詩力說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第98—99頁。
[38]魯迅：《墳·摩羅詩力說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第100頁。
[39]魯迅：《集外集·渡河與引路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七卷第36頁。
[40]周作人：《魯迅的故家》第327頁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[41]1934年4月30日魯迅致曹聚仁信：“倘當(dāng)崩潰之際，竟尚幸存，當(dāng)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?！保ā遏斞溉返谑淼?97頁）此外，參見馮雪峰的小冊子《回憶魯迅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，1957年。
[42]參見周海嬰《魯迅與我七十年》第318—319頁，上海：文匯出版社，2006年。
[43]魯迅：《集外集拾遺補編·關(guān)于知識階級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八卷第190、191頁。
[44]胡適：《<人權(quán)論集>序》，《胡適全集》第四卷第652頁。
[45]魯迅：《熱風(fēng)·題記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第291頁。
[46] 參見魯迅致周作人、許廣平信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十一卷第391頁、47頁。
[47] 參見陳平原《中國散文小說史》第211—214頁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。
[48] 參見王風(fēng)《從“自由書”到“隨感錄”》，載夏曉虹、王風(fēng)等著《文學(xué)語言與文章體式——從晚清到“五四”》第71—91頁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。
[49]參見陳平原《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——魯迅的述學(xué)文體及其接受》，《文學(xué)評論》2005年第5期。
（作者單位：北京大學(xué)中文系。原刊《學(xué)術(shù)月刊》2017年第8期。圖片來源于網(wǎng)絡(luò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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